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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市场结构与劳动者权利意识

作者/整理:admin 来源:互联网 2019-04-14

大量学术研究证明,人口红利来自于人口年龄结构的特定特征。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增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契机,能够助力其实现高储蓄率、高投资和快速的经济增长(Bloom and Williamson, 1998;Williamson, 1998;),而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将直接降低经济的潜在增长率(Cai Fang and Lu Yang,2013)。
 
2004年以前,中国享受双重人口红利。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不断提升,数量不断增加,与刘易斯二元发展阶段中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相对应,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城镇化不断推进,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劳动力跨地区转移,带来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不仅如此,劳动与资本的匹配,还有助于缓解资本边际报酬递减。2004年,被社科院蔡昉教授定义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亚洲生产力组织(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APO)组织认为在2005-2010年期间。刘易斯拐点之后,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过剩转变为短缺,人口流动产生的效率提升边际趋缓,非技能劳动者工资快速增长。
 
紧接着,2013年,15-65岁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开始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人口抚养比不断攀升,人口结构向老龄化转变,这标志着一般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开始消失。所以,2013年之后,从人口角度来看,以前支持经济高速增长的有利因素,开始变为不利因素。计划生育政策的取消并不能扭转劳动年龄人口收缩的趋势,但户籍制度放开,却可以充当人口流动的“润滑剂”。
 
理论上来说,当经济处于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阶段时,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谈判能力相对较弱,劳动力市场属于典型的买方市场。劳动者工资不是由边际生产率,而是由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而定。这个阶段,用人单位会尽力压低员工的工资和福利,在僧多粥少的竞争环境里,员工也只能忍气吞声。
 
但是,一旦跨越了刘易斯拐点,进入到新古典发展阶段,劳动力供给从过剩变为短缺,经济发展不再依靠粗放式的劳动力数量的投入,而是依赖于人力资本和生产效率的提升。此时,整体而言,劳动者在劳动市场的议价能力会有所提升,工资越来越取决于边际生产率,所谓“能者多拿”。
 
刘易斯拐点之前,资本是经济发展中的“短板”,在此之后,劳动变为“短板”,特别是非熟练技能劳动者。所以,从要素投入的价格来看,就表现为工资的提升,而且非熟练劳动者的工资上涨速度更快,这就是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农民工工资上涨较快的原因,保姆工资甚至高达万元以上,基本工资与985学校毕业的博士毕业生旗鼓相当。